我生于1940年抗日战争最艰苦的年代里，经历了解放战争的全过程。灾荒、瘟疫、战乱，陪伴我度过了本该是天真烂漫的孩童时代，从而在我幼小的心灵里，留下的记忆并不怎么美好，而是九死一生的噩梦。我朦朦胧胧地记得，1943年我们这里闹饥荒和瘟疫，我染病在身，差一点就丢了小命。1947年秋天，国民党军队进攻胶东，也在我们家乡骚扰了40多天，把老百姓家的门板全都抢去修了地堡，把老百姓饲养的猪、鸡几乎全都捉去杀吃了，把几乎所有的树木也都砍光。我听见过他们的枪炮声，看见过他们的飞机用机关枪扫射无辜平民的惨状，还亲眼目睹了他们的飞机向我们家的田地边上扔炸弹的样子——当时我和我的堂弟在一起，刚刚离开爆炸点两三分钟，走出了大约五六十米远，可以说差一点就死于非命。从此，我一听见飞机的轰鸣声就吓得要命，几乎得了飞机恐惧症……

1949年新中国成立，我已经9岁了，算是个大孩子了。我就是从这一年才开始“正式”上学的——以前也断断续续地上过几天本村或外村开办的“书坊”，但因为兵荒马乱，停的时间多，和没有读过书没有什么差别。

新中国成立了，社会安定了，我们村和相距不到一里路的邻村合办了一所学校，用邻村的一幢民房做教室。学校只有一位老师，是王敬尧先生（他是我的启蒙老师，所以我永远也忘不了他），当时也就是20多岁的样子，是上级派来的。他轮换着给我们这些不同年级的学生上课。我在这里读完了初小，又到一个远一点的村完小里读五年级，只读了一个学期，又转到另一所离家更近一点的村完小读到小学毕业。

1954年，我成了我们村解放后的第一个中学生。

1960年，我成了我们村有史以来的第一个大学生。

1964年，我又成了大约不仅我们村、也可能包括周边两三个穷山村在内的第一个大学教师——先是“烟台师专”的一名青年教师，后是“烟台师院”的一名中年教师，现在则是“半岛手机版(中国)半岛有限公司官网”已经退休整整9年的老教师了。我们学校在45年的时间里上了两个大台阶，我自己也伴随着她，从青年到中年再到老年，走着我人生的漫漫旅程。

到现在为止，我当教授已经有15年了。我现在还在继续给硕士研究生上课，履行我的教授职责，有的学生还是尊称我为“导师”，我多少有点不敢当。当大学教授，做研究生导师，这可真是从我家老辈算起，连做梦也都不敢想的事情啊！

看来，可以用4个字来概括我生活在新中国这60年的基本状况了：上学、教学。

新中国成立初的头15年，是我的求学时期。从小学到中学，再到大学，基本上一路顺风。我上小学时，父亲已经去世，母亲瘫痪在床，家中生活非常困难。幸好我家离我就读的初小和完小都不远，总算是坚持下来了。我考上的县一中，离我家也不过五里路，所以我一直走读，学习费用很低，一早一晚还可以帮助家里干活。1956年合作化以后，我家的自留地，由我负责种菜，一家十几口人，基本上不用买菜了，哥哥嫂子们对我都很满意，所以也都很支持我上学。我考上大学以后，读的是师范学院，不用家里拿钱，全靠国家的助学金完成的学业。

我能上学读书，也算是家传，而我又能以教学为终生职业，则算是子承父业。我的父亲，在旧社会当了一辈子小学教师，1950年初就去世了，年仅46岁。父亲的英年早逝，折射出旧社会小知识分子生活的凄凉状况。父亲是个共产党员，据说是我们的县委书记介绍他入党的，在战争年代为祖国的解放事业做过一些工作。他虽然也看到了新中国的成立，却没有能够享受到新社会的幸福生活，实在令人惋惜。当时，我的二哥也是共产党员，在外地工作。我现在还能记得他们在新中国成立时所表现出来的喜悦心情。

父亲在旧社会能上学读书，还做了小学教师，说明我家还不是一贫如洗的穷人。解放初期划阶级定成份，我家是“中农”。但直到我父亲去世时，我们全家十几口人，都还住在七八间土坯垒墙的茅草屋子里。这种房子，冬天不能御寒，夏天也不能挡风遮雨。一到下雨天，外面下大雨，家里下小雨，外面不下了，家里还继续下个不停。遇到刮大风，经常把屋顶的茅草刮得漫天飞，杜甫诗句说的“八月秋高风怒号，卷我屋上三重茅”的情景，我切身体验过。大约是在1952到1954年期间，我家才陆续翻盖上了冬暖夏凉的新瓦房。

因此，我自己心里清楚：我之所以能够承父亲的家传读书，并且继承父业教书，安安稳稳地上学15年，教学45年，完全是托共产党和毛主席的福。没有共产党，就没有新中国，也就没有我的今天。这一点，用我自己兄弟姐妹的事实，就足以证明了。我兄弟5人，我最小，排行老五，所以从小大家就都叫我“老五”，以至于连父母给我起的乳名，也弃之不用了。虽然因为父亲是教师，哥哥们也都上过学，但却都没有像我这样的幸运了。我大哥、二哥，从小都跟父亲上学，但刚上到了初中，就因为抗日战争爆发而失学了。三哥、四哥也都跟父亲上过学，但却都连小学也没有读完，就因为兵荒马乱随着父亲的失业而失学了。我还有一个姐姐，虽然比我只大2岁，但因为父亲去世、母亲有病而没有上学，直到我母亲的病情稍有缓解，我们自己村里也有了小学以后，她才得到上学的机会。就在1956年我初中毕业时，姐姐小学毕业，因年龄太大无法继续求学，就工作了。

和哥哥们比，我晚生了几年，没有得到跟父亲上学的机会，但我赶上了新中国的太平盛世，真正地过上了与旧社会迥然不同的全新的生活。所以，无论从那方面讲，我都没有理由不热爱我们的党和祖国。我和老伴都是共产党员，我们的两个孩子，也都是共产党员，而且都大学毕业，也都有份很好的工作。我们都清楚，无论从历史上看，还是从新中国成立60年来看，我们国家现在都是处在最好的历史时期，用刚刚闭幕的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公报中的话说，“我国正处在进一步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，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向前迈进”。我们一家四口，都下定了决心，要为我们祖国的兴旺发达、繁荣昌盛，为无数先烈们所为之奋斗终生的共产主义事业，来尽我们自己的绵薄之力。

正值新中国60周年大庆之时，我悲喜交集，写下这篇小文，以表达我对我们亲爱的党和祖国的感激之情，同时也以此来告慰我父母亲的在天之灵。